六．榆次河东兵败
许翰在同知枢密院任上，接下去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到大宋国家命运和许翰本人命运的大事，就有必要详细叙述了。
《宋史》记载：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五月，金兵西路大军统帅完颜宗翰（粘罕）率主力自隆德府北撤，回退大同，散居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各处游牧，宋军细作以为金军大举北撤，留在太原只是少许牵制兵马。许翰在枢密院得到边境守臣敌情报告：“时粘罕避暑云中，留兵分就畜牧，觇者（细作）以为将遁，告诸朝。请遣兵袭击。”许翰认为机不可失，估计李纲也信之了吧。这正是聚歼金军一部解太原之围的大好时机。垂拱殿内，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执政”大臣们仍然对于目前的局势争辩不已，对于许翰提出进兵解太原之围的主张，有大臣坚决反对轻率用兵，认为“北人秋冬用兵，春夏撤围，今正值冬末，仓促用兵，恐为不妥。”许翰分析时势，认为：如今我军对太原之敌已成三面合围之态势，使南面姚古徐徐北上、步步紧逼，河北种师中率部西进，与姚古约期会师，合十七万大军共击三万金兵，岂有不胜之理。许翰的作战策略正是种师道临行前，与枢密院官员策划解救太原之围的策略的修改，当初种师道自金军开始撤围之际便开始谋划北上计划，以河东大军正面北上隆德府，拖住金军。其余勤王之师待驱逐金军东路军后，主力西进与河东军会师太原，寻机痛歼金军西路军，种师道认为，以宋军两路大军成夹攻之势，即便不能歼敌，至少也能重创金军西路主力。但让种师道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亲自主持解太原之围的那一天，便被打发出了朝廷。经过剧烈“庭议”，终于有了结果，连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也倾向同意解太原之围了。再议到指挥系统，孰知碾转千里、几路数十万大军的协同作战，其兵力调度、军将节制、粮械转运、临机谋断各项事宜彻底理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后宋钦宗定下了“此战由枢密院节制各路军将，许大人居中调度”的“圣定，”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在场的大臣们没有一人认
为枢密院节制各路大军有什么不妥当，便就是耿南仲也没有什么异议，文臣典兵，这是大宋历来的制度，已经深深烙进士人的思维之中。
庭议后，李纲、许翰主持的枢密院开始组织这次大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许翰实施的周密的作战计划是：大将种师中由河北井陉西进，另外两员大将，姚平仲的养父姚古和张孝纯的儿子张灏分别从长治和汾州北上，三军互为犄角，共解太原之围。这种打法实际上就是后人从纯军事角度评论也没有什么不妥。当时姚古军和张灏军已经与敌对峙于汾河，牵制了大部分的金军，如果种师中轻军突进，直插太原城下，与城内王廪的胜捷军里应外合，则太原金军就会土崩瓦解，消灭敌人于太原城下，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军事上而以姚古为制置使，总兵以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总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滑州以居中调度。但在如何解救太原之围的具体部署上，军将之间发生极大的矛盾，种师中老成持重，认为宋军以步军为主，主张依托山区，稳扎稳打对包围太原的金军步步紧逼，使其不能发挥其马军优势，在太原城下聚歼金军。负责河东战事的姚古不以为然，认为应当速战速决，并得到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的赞赏。许翰便传令姚古率兵六万自隆德府北上；种师中率军九万自真定出发入井陉关，但姚古所部行动迟缓，中途又为金军留驻部队利用地形，节节阻击，行军速度极为缓慢。
可能读者只清楚北宋时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其实种家军抗击西夏的事迹同样精采。只是前者被戏曲化，见诸舞台，普及面及影响广；而有关种家军记载只在小说《水浒传》中见到。《水浒》中描写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青面兽杨志、金钱豹子汤隆、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情节中有好几处都提到老种、小种经略相公，即指北宋名将种家军的创建者种世衡，他的第五子种谔，就是《水浒》中提到的那个“老种经略相公”，种谔儿子种师道就是“小种经略相公。”种家一家数代保大宋，种家子弟五代从军，数十人战死沙场，可歌可泣。然而小说终不及戏曲通俗形象，为普通百姓接受耳。在北宋末走上抗金战场的则是种师道、种师中兄弟俩。
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五月七日，种师中那边由于行动延缓，迟迟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庭议时钦宗责成枢密院发文催行，有时竟是许翰亲笔催文，按照宋朝军前制度，方面军重大军事行动，主帅之间有重要通信联系，须经过两次书简确定，才能最后确定行动计划。也就是说，种师中与姚古之间要决定进攻太原，需要种帅帐信使把书简送抵姚帅帐后，姚古回信确定，种帅帐的第二信使把书简再一次送抵姚帅帐，之后，种帅帐接到姚帅帐的两次确定回执后，军事行动计划方可生效。古代没有无线电之类通讯工具，军事上联络靠什么？小说家就虚构出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那样人物。而实际上消息、公文传递都是靠驿站,分成二百里、四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站。所谓八百里加急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特急件，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只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八百里加急，每到下一站，除了换马，还要换人，在文学作品中,对此有精彩描写:“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一路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八百里加急是最快的一种传递方式了，但不管怎么加急，信息的传递总是大大延后的。前面说的，枢密院主管许翰亲笔催文，责邀种师中即刻进攻太原围敌，这也是按照军事行动制度行文的，本来是连续发送两道檄文给种帅帐后，种帅帐回文两道，枢密院就能够确定，前方军事统帅已经接受后方指挥机构的命令，就不会再发催促檄文了。但是，许翰为了保险起见，连发七道檄文，也仅仅是足见后方指挥机关对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视。种师中本来是憋着一口气接看许翰的檄文的，后来里面措辞严厉让种帅大不以为然，其实檄文里也只有“有诏责他逗挠”一句，便使种师中忍受不了。师中叹道：“逗挠系兵家大戮，我自结发从军，从未退怯，今老了，还忍受此罪名么？”其实种师中发的是无名火，诏是什么？是圣命！许翰只是转达皇帝的旨意。现代军人的口头禅：“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听从指挥为天职”。因为你这支部队只不过是统帅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统帅部规定你这支部队，几点几刻到达那个指定位置，你就必须到达，不然视为违抗军令，律明当斩（现代叫上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军纪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这是常识。不然什么叫“军令如山倒。”难道身为将军的种师中不懂。后来又连续接到同样措辞语气的文简，种师中是越看越憋气，越看越恼火，最后第七道檄文送到帅帐时候，种师中已经是怒不可遏了，他简直被气疯了！在头脑发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作出了轻装疾行的赌气命令，没有考虑到战争的全局，没有考虑到士兵整体战斗力、没有考虑到粮草不足会直接消耗军队士兵士气等等问题，将辎重与犒赏之物留在真定，率军轻装由井险关一路西行至寿阳。第一天日行八十里，军士们累得是前仰后合，大军疲惫不堪，宋军只是强行军八十里，为什么就累得如此狼狈不堪呢？其实呢，种师中率领的军队可以说是大宋最精锐的重装禁军步兵了。虽然说是轻军疾行，但清减的是随身所带粮草辎重，士兵所佩带铠甲却丝毫没有轻装。以重量而言，宋朝禁军的步兵铠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根据《武经总要》规定，宋步人甲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属于典型的札甲。其防护范围包括全身，以防护范围而言，是典型的重装铠甲，步人甲由1825枚甲叶组成，总重量达60斤，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60斤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60—70斤，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56—60斤；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44—56斤。以铁甲、长枪强弩为主要装备的重步兵，以密集阵容对付金朝骑兵，是完全符合敌我双方装备特点的。但是，包括兵器在内，当时宋军重步兵的负荷高达80—100斤，由于装备过重，机动性受到影响，更何况，如此笨重装备的宋军步兵，强行军八十里，就是铁打的人也会受不了的。
靖康元年（1126年）五月八日，种军至寿阳，于是立即开始进攻寿阳城。驻守寿阳的金军不做丝毫的抵抗，径直撤出城，往榆次方向奔逃。种师中不等太原城与姚古部回信，就贸然从寿阳拔营起寨，向榆次方向进军。沿路未遇丝毫的抵抗，大军一路顺行，攻占了距离太原仅仅百里的榆次县城。由于一路走来，没有遇到金兵有效的实质性的抵抗，种师中头脑发涨后接着发昏，兴奋地在帐中来回来去走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甚至在想，赶在姚古军到达之前，一举击溃所面对的金军，则解围太原的功劳就是自己一个人独享了。他心中只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错误的判断斥候禀报来袭的金人乃只是一些疑兵或者小股骚扰部队，金军主力已经回撤，以致这员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将违背了其老成持重的初衷，犯下了“疏忽大意、荒于戒备”的兵家致命大忌。主帅的判断失误，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种师中等待一下姚古的回文，他就会知道，姚古与张灏被金军主力阻击在汾河南岸。如果三方一起行动，种师中轻军前进，姚古、张灏拼全力进攻阻击的金军，那么，金军主力就会被姚古、张灏拖在汾河南岸，种师中的大军会轻易抵达太原城下，与城内王廪里应外合，消灭围城金军后，挥师汾河北岸，两面夹击银可术的大股金军，那么，银可术军就会彻底被击垮，太原之围将顺利解除，金国再也不会轻易对宋采取军事行动了。可是，姚古并没有接到真正的种师中的军事檄文。姚古接到种师中的军事信笺，是银可术写的，银可术截击了种师中送信的信使，并仿照种师中的口气写了一封假的军事行动信笺。信中称：“驻留大同的金国军事统帅粘罕，已经派遣大股金军精锐骑兵，前去汾河北岸支援银可术，希望姚古军与张灏军不要贸然对阻击他们的金军采取进攻行动，要等待朝廷派遣援军到来后方可行动。”姚古一连接到三次种师中同样内容的军事信笺，信以为真，于是按兵不动，傻乎乎地等待着援兵到来。这三道军事信笺，都是金军银可术假冒种师中写给姚古的。姚古被蒙在鼓里，落入银可术的圈套之中，
其实银可术这种诡计，连《水浒传》中吴用都能用，作为大将的姚古焉能不防。同时不幸的是姚古部下一名叫作焦安节的将领畏敌怯战，谎报军情，谎称已遭遇金军西路军主帅完颜粘罕的主力，以致姚古和张灏信以为真，两军逡巡不前，勒兵不进达三日之久，只在盘陀岭扎下大营观望，未能按照如期约定与种师中所部会师。而种师中竟然不等姚古的回文就轻易进兵了，而此时，银可术采取了一次最冒险的军事行动：把汾河方面阻击姚古、张灏的五千精兵悉数悄悄撤走，与阻击种师中的八千骑兵汇合，组成一支一万三千人马的生力军，布置在种师中前进的途中。而汾河南岸只留下了一千骑兵，采用疑兵战术，在汾河北岸频繁调动，造成大股部队在汾河北岸部署的假象，配合着送给姚古的假书信，使姚古军疑惑不定，不敢贸然向汾河北进兵，银可术不愧是粘罕最可信赖的勇将，他已经把古代军事战略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而种师中呢，依然大摇大摆前进着，并没有在意周围形势悄然发生的变化，前进着，前进着，一直向银可术埋设的包围圈前进着。此时，种师中从真定府带出来的一万五千步兵，经过之前金军的一次偷袭，溃逃了两千，加上急行军掉队的两千，由于食物不足偷偷逃跑的一千，现在种师中手里能够使用的士兵只剩下不到一万人了，而前面银可术埋伏的人马，加在一起又一万三千之多，又都是大金最精锐的重装骑兵（人马皆披重甲），是一群饱餐战饭、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虎狼之师，种师中的重装步兵，兵士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全军上下怨声载道，此时，所带军粮已经消耗殆尽，每个士兵只能分配给一勺喂马的黑豆充饥，有些士兵私下声称，再不给吃饱饭，就马上脱盔甲不干了。就这样，两军即将短兵相接，胜负如何，大家已经一目了然了。
五月八日酉时，天色将暗，探马来报，前军抵达壶林，距太原二十里。种师中令前军统制官吕辉停止前进，摆设战斗队型警戒。种帅又令右军统制李光在距离前军三里的石桥扎营，并严令其务必注意警戒，左军统制官杨志在距离前军二里的石坑扎营。
五月八日晚戍时，种师中率领中军在距离前军十里的闹堂岭扎营。后军紧靠中军右翼扎营。他突然有些害怕起来。他在潜意识里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这是多年征战过程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帐外乱呼呼士兵叫嚷着埋锅造饭。军中早已经断粮，吃的都是那些喂养马匹的黑豆。即使是黑豆也是非常的少，士兵只能喝一小碗黑豆煮的汤水。乱呼呼的吵闹声都是士兵抢夺食物争斗的声音，他想出去安抚一下，但他还是没有出去，他在盼望着几个时辰后，一战击夸金军，用胜利来填补士兵那饥肠辘辘的肚皮。但是，任何精神鼓励都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士兵连肚皮都不能填饱，加上这些士兵都是各地来京城勤王的杂七杂八的地方军，朝廷为了解太原之围，只是临时把这些地方厢兵拼凑起来，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三月初编制军队完成，三月十六日种师中带着这三万多所谓的中央禁军开赴中山、河间解围。几战下来，斡离不的金军本来无心恋战，一经接触，金军就有计划地撤退了，根本算不上战斗。反而使这些士兵以为金军的战斗力就是如此，因此，军内滋长了一股藐视金军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带到了增援太原的战斗中，而从真定一出发，寿阳战斗，金军望风而逃，榆次之战，金军又是望风而逃，就连全军统帅种师中也对金军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并不是对整个金军的怀疑，而是怀疑所接触的金军都是那些急于撤退到大同的小股金军。现在，他的心中生起的这股恐惧感觉，促使他下令前军停止夜间攻击围困太原之敌，让士兵抓紧时间休息，明天寅时全军对敌人发动总功。可是，饥肠辘辘的士兵们怎么能够安然在帐篷里面休息睡觉呢，大多数士兵都在一起议论纷纷，咒骂当官的不把士兵当人，连黑豆也不让吃饱，每个人只是喝了一小碗飘了几粒豆子的黑豆汤！如果这个时候，种师中及时对抱怨的士兵进行安抚，给他们许下一些诺言，让他们把内心的怨恨转化为奋勇杀敌的动力。但是种师中没有这样去做，他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随便让抱怨与气愤笼罩在大战即将开始的军营之中。正当种师中端坐在帅椅思考着明天即将开始的进攻步骤时，外面隐约传来了喊杀声。他楞了一下，出帐向声音的方向望了望，漆黑的夜晚，一弯新月挂在天空，没有给大地带来丝毫的光明，只是衬托出，黑夜的诡秘与深不可测。“去看看，李光那里怎么回事，大声喧哗什么！”种师中发现，那些喊杀声是从右军李光部传来的，他还在以为，那是李光军受到了小股金军骚扰而发出的声音。没等斥候骑马出营，营外就慌慌张张窜进来一匹战马，旋即来到种师中面前跳下一个士兵。“大帅！我军受到金军大部队攻击，李制督恳请大帅立刻起中军赶去救援！”那李光的传令兵说完情况，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旁边的军士跑过来，推了一下，那传令兵悄无声息头触地倒下了。这时，人们才发现，传令兵的后背插满了金军的雕翎箭。传令兵已已经死了。“好好安葬他！传我的命令！中军立刻拔营起寨，向石桥方向进攻，杀金虏！为弟兄们报仇”但是，当种师中军急急忙忙赶到石桥时，发现这里遍野躺的全是宋军士兵的尸体，无主人的战马站在黎明的晨曦中哀鸣着，被惊起的乌鸦成群结队盘旋在战场上空，大地死一般寂静，只是偶尔一声战马的嘶鸣。种师中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他的头脑一片空白，随即闪过一个念头：这是金军主力！金军主力到了！怎么可能！突然，一声哀号撕破沉寂，瞬间，整个部队哭声一片。这些士兵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恐怖惨烈的战争场景，他们可能是被吓坏了，或者是，感怀于战友们的牺牲而痛哭吧。种师中紧咬牙关，大喝一声：“别哭了！再哭军法惩治！”他在想，金军这个时候到哪里了？银可术在二十分钟内，分割包围了李光的五千士兵。这些士兵都在军帐中睡觉，等他们反应过来拿武器准备抵抗时，金军骑兵那弯弯的战刀已经落在他们的头顶。仅仅二十分钟，银可术的一万骑兵就干干净净消灭了五千宋军，旋即，银可术回戈一击，直接冲向宋军前军吕辉部的后面，吕辉部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是，围困太原的金军却从他们的身后杀了过来，吕辉部遭受到金军优势兵力的前后夹击，瞬间溃散，但是溃散奔逃的宋军怎么也冲不出金军的包围圈。他们，四千多士兵，在金军一万三千骑兵的冲击下，也是全军覆没。这是五月九日凌晨丑时发生的事情。待种师中的中军与杨志的左军赶到时，银可术的骑兵已经列着整齐的队形静静看着狼狈奔跑过来的宋军士兵。五月九日晨，金军开始攻击。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时至巳时，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人，当宋军打退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後，师中欲赏射者，而随带银碗只十数枚，库吏上报辎重中犒赏之物均留在真定，军中已无可赏金银。师中无奈之下只得罢赏，但普通军卒却不能理解师中的难处，這些军卒多是些不识字的粗汉，大多为了混一口飯吃才应募刺字从军，战场之上斩杀敌手的最直接的目的便是立功请赏，有功不见赏赐，皆是愤怒不已，逐渐不听军将号令相与散去（而赏赉不及，皆愤怨散去）。宋军军阵没了神臂弓的保护，终於顶不住金军的猛攻，各军逐渐渐溃败。这神臂弓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如同现代之重机枪，弓箭手分列数队，轮番射击，箭如飞蝗，对付金兵马队的集团冲锋，杀伤力还是很大的。当种师中退至杀熊岭时，数万大军散去大半，被金军马队包围时仅剩百余名中军卫卒追随种中，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师中老成持重，宋时名将，既死，军中士气失尽。一代名将，就这样含恨地死了。银可术干净利索地消灭了种师中部队，随即回师东下，长途奔袭，仅用两个时辰就赶到了汾河北岸，立刻对姚古和张灏的部队发动攻击。姚古和张灏傻呵呵等啊等啊，等来的不是种师中部队，等来的是金军精锐的骑兵主力。正携胜利之威的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宋军。宋军如何抵挡得了，于是，姚古与张灏军全线溃败，没命奔逃，姚古军一直溃逃到了几百里外隆德府，方才进城得以喘息；张灏简直就更厉害了，一直跑到了鹿延府，与驻守鹿延刘光世部汇合，至此，大宋朝廷发动的第一次太原援救行动彻底失败了。十万宋军被区区三万金军消灭，生还的不足一万人！
其实，金兵采用的乃是典型的“围点打援”的战法，用少量兵力围住太原城，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路援军，待彻底歼灭后，充份发挥其骑兵运动快捷的特点，又各个击破各路援军。当河东大败的的塘报传到京城，引起了京城又一次的恐慌，宋钦宗赵桓当场就惊呆在御座上足足半柱香时间。姚、种榆次河东兵败，许翰成了罪人，在《宋史》中被史学家写上了：“重臣许翰误听谍报，作出了金兵将要全线撤退的判断，多次催促种师中进军，甚至责备他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这么一笔。试问，如果许翰得到如此重大情报不报告，是否会有贻误军机罪？说许翰“多次催促种师中进军，甚至责备他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如果许翰不催促种师中进军，违抗圣旨后果将会怎样？我想许翰只是在行使同知枢密院事之职，最多就是起总参谋长的作用，在作战方针已经决定情况下，制定作战计划，合理布局，调兵遣将，部绪兵力，调配到位，督促调度诸将执行这个决定而己，这是他的职责。说白了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一笔糊涂账就这样记到了许翰头上。种师中的败死，宋军士气不振才应该是关键。种师中率领的也是自己嫡系精锐了，竟然因为没有及时行赏就士气崩溃，在战场上一哄而散，这样的部队，即使许翰不催促进兵，被金兵击败的可能性也很大，再加上种师中轻敌冒进，骄兵必败，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念之差决定战局胜负，这都要由远在千里之外的枢密院长官来指挥，在通讯落后的古代，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说要由许翰来负责，这是没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此事是不能责怪许翰的。姚古军力比种师中雄厚，没有识破金兵诡计，徘徊不前，贻误战机，结果一样被击溃，这完全是前线将军们战术上的失误，作为前线最高统帅姚古才应该负主要责任。原来姚古在京师时，当面向枢密使许翰夸下海口，保证即日遵令北上。事实上，过了十天，仍在原地踏步未动，故李纲认为：“许翰只为太原危急，恐种师中进兵迟缓，有失事机。然而种师中久经战阵，自可便宜行事，不须因枢密院数纸移文，便仓卒进军。”从事后钦宗非担没有追究许翰的责任，又委他为京师汴梁留守，可以看出钦宗、李纲等对于种师中兵败战死一事，心中是有数的，和许翰是没有关系的。钦宗认为本应稳操胜券的大战，坏就坏在焦安节谎报军情上。每每想到如果姚古的六万大与种师中的大军会师，合十六万大军，太原会战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后来那个焦安节事后被问斩，贻误战机的姚古被贬官流放于岭南。可是史学家却错误地把这一笔账记到许翰的身上，使他有口难辨。这也许是大宋气数已尽了，天意如此，本来宋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取胜是十拿九稳的。而这一战胜利，也许可使金兵至少十几年不敢南侵，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靖康之变”、北宋的灭亡。当然历史不可能存在“也许”。许翰以一介文臣，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敌守土重任。不谓不使人肃然起敬。然而这件事给许翰内心造成的创伤，失败的阴影却是抹不掉的，同僚们总认为许翰军事上是外行，这种心理层面的影响是很深的，在军事上他有话讲勿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