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忠臣泣庙社
一一二七年八月初一天，李纲邀请许翰到家里议事。首先由李纲幕僚李若虚和朱梦说介绍岳飞上书等情况，许翰说：“此非细事，伯纪（李纲字）何以不奏明主上，以辨是非曲直。”李纲说：“自家们先计议，岳飞上书不合主上之意，便是庭辩，亦是无济于事，姑以隐忍为上。待日後岳飞在宗泽留守麾下立央A另议升迁。”又说道：“目前当务之急事，乃是王渊统御营各军，多为不法，缓急之际，实难依仗。”许翰说：“可由台谏官弹劾，将王渊冲替。”李纲说：“王渊内有宦官，外有黄潜善、汪伯彦之助，深得主上宠信，冲替已非易事。另命一个都统制，又实难找其人。”许翰说：“王渊之下，便是提举一行事务刘光世。”李纲说：“此人是将门之子，骄纵怠惰，军纪不严，又深结内侍。”许翰说：“闻得左军统制韩世忠颇有勇名。”李纲说：“他与张俊最得王渊倚信，视为左右臂。其馀统制更是自郐以下。”大家沉默多时，许翰说：“莫如将东京的步军闾太尉调遣至御营，此人委是忠谨。”李纲笑着说：“崧老所议直是上策。”当时宋军中十分讲究资历，闾勍作为三衙长官，调任御营司都统制，足以压服众将。许翰处理政事颇灵活成熟，以上一例足可“见陘坐@斑。”估计后来两人对朝中局势进行了分析，与其处处受黄、汪掣肘，一事无成，反不如作一了断。反正与其在其位无所作为，这官位有没有反到是次要的了。有了这一次会唔，才有后来庭议时，主、和两派发生的剧烈的争辩。
到了八月上旬，隆祐太后和太庙神主又在孟忠厚等人的护送下，乘船沿汴河与运河前往扬州。宋高宗安排太后去扬州，表明他坚持巡幸东南的原议，亦表明他偏安江南的既定方针。隆祐太后走后，李纲知道，迁都之事已不可逆转，一场酝酿已久的政争很快进入决战阶段，战、和两派离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几天后，在一次宰执大臣合班奏对时，许翰首先发难，他口奏说：“邓肃上弹奏，言道王渊所为，多是不法。当无事之时，三衙管军犹可尸禄备员，以冒宠荣。如今御营之师十万，岂可托付非人。乞陛下明察。”汪伯彦立即反驳说：“许相公入政府未久，又不兼御营职事，只恐不可听信无根之言。国朝之制，台谏官自可风闻言事。然而捕风捉影底事，不得弄假成真。臣承乏枢府，兼职御营，唯知王渊忠心耿耿，勤於职事，恐不可诬。”两人争论多时，许翰说：“王渊不法底事，可委台谏官案验。”此时宋高宗说：“王渊乃朕所亲擢，不须案验。”许翰不免情绪激动，说：“今日天下劲兵，聚集御营，扈卫车驾，事关重大。若管军不得其人，缓急之际，十万之师不得当一万之用，只恐後悔不及。”宋高宗也面带怒色，说：“朕信用王渊，无须後悔！”看来此事没法继续议到由谁接替王渊便被皇帝罢议了，见到许翰与皇帝形成僵局，李纲感到此时不宜再说。汪伯彦见皇帝为自己撑腰，气势更盛，他开始反击，口奏说：“北京权留守张益谦上奏，言道自大名府置招抚司以来，骚扰民间，盗贼愈炽。臣与张枢相已下枢密院札，责问张所。依臣愚所见，不如罢招抚司，专令北京留守司措置收复失地事宜。”李纲至此不能不挺身而出，他说：“张所是臣所荐，招抚司是臣建议而设。朝廷以河北百姓无所归聚，故设招抚司，招抚壮士，用以抗击虏人，收复失地。各地盗贼炽盛，只是兵荒马乱之时，州县官吏失於抚存所致。若说河北盗贼横行，皆是招抚司之过，则京东、京西底盗贼，又有何说？汪、张二相公不能与臣共休戚，不关白臣，而直接由枢密院发文给招抚司，此是何理？”说得汪伯彦哑口无言，张悫面带惭色，低头不语。李纲又说：“臣不知朝廷於张所，是愿他成事，或愿他败事？若愿他成事，则不须唆使张益谦上奏，沮抑张所；若愿其败事，亦无须挟私害公，施展诡计，自可明令罢招抚司。沮抑一个张所，又有何难！难道众位相公竟愿河北军民尽为金人所虏，河北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且不能保，然後方为快意！靖康之时，朝廷议论不同，无以公灭私之意，御敌无策，而倾陷有术，终致二帝北狩，难道今日仍欲蹈其覆辙？”李纲正论侃侃，音容慷慨，语调激昂，镇慑了众人，黄潜善也不敢出面与他进行诡辩。宋高宗只好下旨说：“汪伯彦，张悫，你们可另下札子，改正前失。”汪伯彦和张悫忙说：“臣等领旨！”直到下殿时，两人仍然面容苍白，神情尴尬。第一个回合交量，战、和两派未见胜负。
许翰在下殿後对李纲说：“今日方见得伯纪直是宰相大器，”又接着说“‘御敌无策，倾陷有术’一语，亦是切中要害。”李纲叹息说：“胜负未见分晓。王渊底事，又须另觅时机奏对。黄潜善与汪伯彦底倾陷委实不难识破，然而却是谮诉之深，已牢不可拔。”许翰说：“今日方知，明辨是非不难，而国事之难，实在於不愿明辨是非。”限於古代的臣道，两人只能用委婉曲折的语言，表达了对宋高宗的看法。
八月十四日，宋高宗突然下达一份手诏，说：“可令枢密院降札，命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收复河东州县。付李纲。”李纲接到御笔，当即要求面对。在瑞应殿内，皇帝照例头戴道冠，身穿淡黄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宦官曾择和张去为在两旁侍立。李纲完全明白，黄潜善和汪伯彦再无勇气和自己廷辩，而今天的手诏却正是出自他们的幕後策划，改由高宗出面。李纲行礼毕，就口奏说：“臣与张所等已曾明奏，王师屡挫之後，当慎於初战，以免伤损国威。傅亮赴任不足一月，新募底军兵未练，粮草未足，宗泽经营东京，虽见成效，而立即出兵河东，亦恐事力不济。陛下命二人轻率出师，不知欲他们成事，抑或败事？”宋高宗说：“河外州县未复，朕又如何在邓州奠居？黄潜善与汪伯彦言道，傅亮好为大言，实是色厉内荏，故逗遛不进兵。”李纲说：“若陛下底手诏只为巡幸事宜，臣亦是东南人（李纲祖藉福建邵武），如赞助陛下巡幸东南，於臣之私利又岂不安便？只为巡幸一事系国家底安危存亡，故不惮烦辞，再三开陈，幸蒙陛下虚心听纳。只为招抚与经制二司，出自臣之建请，张所与傅亮，出自臣之力荐，黄潜善与汪伯彦力沮二人，乃因以沮臣，使臣不得安其职，不得行其策。国家处艰危之运，身为大臣，岂可勇於私争，怯於公战，工於谗毁，短於谋国。臣愿陛下以靖康奇耻为鉴，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分。臣初次面对陛下，曾引先贤管仲之言，参用小人足以妨废霸业，何况陛下底中兴大业。若陛下参用小人，只恐臣亦难以毕志尽虑。”李纲到此率性点破，阐明自己与黄潜善、汪伯彦势不两立的情势，此情况下宋高宗却没有勇气公开偏袒一方，他说：“张所才略过人，可留他招抚河北。如傅亮底人才，今岂难得，不如且罢经制司。”李纲说：“陛下必欲罢傅亮，请先罢臣！”这句话正是宋高宗费尽心机逼着李纲说出口的，然而到此地步，皇帝却又产生了畏怯情绪，不敢顺水推舟，反而出来圆场，说：“朕早曾言道，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言罢相之事，朕不忍听。”他又说了不少好话，挽留李纲，未免也是口是心非。李纲下殿去了，宋高宗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皇帝自己也不明白，罢相的事酝酿已久，今天又事先作了多种设计，但一旦面对李纲本人，却又不得不临阵退缩。突然，他又想起了隆裕太后的话：“如今内无李纲，外无宗泽，只恐九哥底江山坐得不稳。”就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宋高宗转回头朝近侍太监曾择看了一眼，说：“你有何说？”曾择走到御案前，只是下跪叩头，宋高宗说：“朕免你无罪，只管说来。”曾择说：“小底以为，若是威略震主，便是权臣。明日便是中秋，权臣不除，官家如何欢度中秋，又如何去东南快活？天下底事，难道只有李相公，黄、汪二相公便治理不得？”宋高宗经他一说，立即提笔写一份手诏：“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付黄潜善。”曾择将手诏带到黄潜善的府邸，汪伯彦也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曾择笑嘻嘻地取出手诏，说：“今日若非我底一言，两位相公多日精心策划，便成画饼。”黄潜善说：“今夜特备薄酒，恭请曾大官畅饮。”曾择说：“不须，不须，我须回宫覆奏，伏侍官家。”黄潜善和汪伯彦连忙吩咐取来本地著名的桂香酒，两人各自用双手捧着香螺金卮，向曾择敬献。曾择同时用双手接过两个金卮，两口喝完，然後开始玩赏，说：“两个金卮煞是打造精致，巧夺天工！”黄潜善说：“既是曾大官喜爱，自当割爱，却是不成敬意。”曾择说：“感荷黄相公底厚意。忆昔太上宣和时，朝中有一谚语：‘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得一个正八品底直秘阁尚须三千贯，罢一个宰相，又所须几何？”他说完，将两个金卮搁置桌上，然後用右手伸出一个手指。汪伯彦忙说：“下官已自理会，曾大官且放宽心。”一个高踞百官之上的执政，面对一群皇帝宠信的宦官，从来是谦称“下官”。曾择说：“我急须钱使，请於十日之内，连带两个金卮，送至私第。”黄潜善和汪伯彦送曾择出门。自古宦官参予政事，朝代已显没落之象，这皇帝必定昏庸，这政治必然黑暗、腐败之极了。
又回到堂中，黄潜善说：“十万贯足钱，何处置办？”汪伯彦笑着说：“令弟执掌户部，岂不易如反掌？”黄潜善发出会意的微笑，汪伯彦又说：“圣上之意，只是体貌大臣，命李纲引退。若是李纲贪恋相位，不上奏辞免，便当如何？”黄潜善说：“我叫张殿院上弹奏，岂容他不上奏辞免。”他立即写一短简，命令吏胥送往御史台。黄潜善所说的“张殿院”，是殿中侍御史张浚。张浚是四川绵竹县人，字德远，今年三十一岁。金朝立张邦昌伪楚政权时，官为太常寺主簿的张浚逃到太学，不愿向张邦昌称臣。但他与宋齐愈有深交。黄潜善等人不断散布流言，说处分伪齐官员，杀宋齐愈，全是李纲的一力主张。於是因受伪命而被处分的官员，人人怀恨李纲。黄潜善发现张浚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李纲的仇恨，就设法举荐他为殿中侍御史。张浚得到黄潜善的短简，便罗织李纲的罪名，诋毁和弹劾李纲。中秋的当天，黄潜善特意给李纲出示手诏，接着，李纲又接到了张浚弹奏的副本，他当即向皇帝上了辞职奏章。
一一二七年中秋夜，李纲便宴幕僚朱梦说和李若虚（此后李纲介绍两人去任岳飞幕僚）。夜来月光皎洁，金风送爽，今夜良宵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夜。他望着明月，发出长长的喟叹，说：“二帝值此夜月，应是思归团圆之心益切。我身为大臣，竟不能整顿朝廷，救取二帝，洗雪仇耻！”他忧世伤时，一时声泪俱下。古代人由于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爱国主义的核心是“忠君”,忠君和爱国是统一的，在那个时代忠君就是爱国，李纲、许翰等徽、钦二宗的老臣，对二帝被金人掳至北国，认为对大宋臣民来说，这是对奇耻大辱，念念不忘的就抗金复土、迎回二帝。李纲沉痛地说：“万事委是不可逆料。去年九月，我被贬出京，虽也忧虑国运，却未料得竟有如此奇耻惨祸。此回任相之前，蒙张招抚（张所）勉以‘易进难退’，不料一个易进难退底宰相，只是在任七十馀日，?#19994;未就，便须引退。黄、汪必是败坏国事无疑。然而便是他们狼狈下野，只恐亦容不得我回朝。若是容我回朝，只恐国事已收拾不得。宗留守屡曾告诫，切不可蹈西晋东迁底覆辙，然而不蹈此覆辙，他们又如何甘心？”幕僚朱梦说和李若虚明白，李纲的话，不仅是针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也是针对皇帝而发的。两人也知道事情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经历了七十多天的周旋，李纲对皇帝的秉性，自己和皇帝的关系，已经看得十分透彻了。
八月十七日，李纲第三次上辞职奏，并最後一次单独奏对，宋高宗还是虚与委蛇，说了许多挽留的空话，这也并非出自对大臣的礼遇，面对李纲的堂堂正论，“朕允卿所奏”五字，虽然反复在嘴里盘旋，却终於没有勇气说出口。直到李纲下殿，宋高宗还是说：“朕终不忍卿为傅亮底区区细事，便离别朝廷。”然而到十八日早晨，李纲的罢相制词就急速地发表了，对李纲作了很重的谴责。李纲当天就离开应天府，乘船南下，外任杭州的闲官。许翰知道一旦李纲罢相，那之?#32434;呕心沥血运筹的治国方略、苦心经营的抗金复土大计和部署都将化为乌有。在朝堂上对高宗力谏，针对李纲罢相翰极论以为不可。最后反复哭谏：“陛下不可、陛下不可……，”直至哭昏在金殿上。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授意下，一些台谏官纷纷上弹奏，罗织子虚乌有的罪名，于是李纲再遭贬斥，先是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贬往鄂州居住。后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第二年（一一二八年）宋高宗又下令将他流放到炎荒之极的海南岛。只当了七十五天宰相的李纲被罢相。
宋高宗赵构和黄潜善他们其实是一丘之貉，他们制订的南迁逃跑的既定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之所以赵构登基之初用李纲为相，只是迫于形势严竣，是招徕人望的权宜之计。一旦局势略有好转，忠臣的结局便是被罢官贬黜，或流放蛮荒之地。到此时就是忠臣眼里哭出血来劝谏也没有用的了。到此时许翰也算是彻底看明白了，也彻底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