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衡--倡鳴程朱理學於北方
倡鳴程朱理學於北方

許衡（1209—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書齋名尊稱為魯齋先生。金河東南路懷州河內縣（今河南沁陽）人。世為農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鈞州新鄭縣。衡生於新鄭，八歲入鄉塾，勤敏好學。十余歲，從舅父當縣吏者習吏事，金朝興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協助舅父分辦，見民生困苦，而為吏者猶須承命督辦差役，遂不願為吏，決意求學。但這時金朝在蒙古進攻下已瀕於崩潰，人民顛沛流離，無從求師指授，遂依父母之命從占卜術士學習占候之術，以為戰亂中避難計。衡於占者之家見《尚書疑義》（疑即孔穎達正義），抄錄而歸，從此著意研習儒家經典。

金開興元年（1232），蒙古軍略取河南諸州縣，衡被擄，役屬於某萬夫長。萬夫長南征（攻宋，應在1235年），始得脫，隱居徂徠山（今山東泰安東南），得王弼《周易注》，晝誦夜思，身體力行，學識增進。後遷居泰安東館鎮，再遷大名，皆以教學為生。1238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試諸路儒士，衡應試合格，得入儒籍，漸有聲名。時竇默亦居大名，以精針術聞名，並通儒學，衡與之交往，共同研習經傳、釋老以及醫、蔔、諸子百家之說。1242年，姚樞棄官隱居輝州（今河南輝縣）之蘇門，衡聞樞得南宋儒士趙複傳授的伊洛之學，乃往求之，因得讀程頤《伊川易傳》、朱熹《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及《小學》等書，深為信服，抄錄而還，朝夕精誦，並付之實踐。他對眾學生說：“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基。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他讓學生不論大小都從《小學》入門，徹底以程朱理學作為自己進修和教導學生的課程。從此，許衡的學術思想和治學道路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程朱理學在北方最專誠、最有力的擁護者和推行者。著《讀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識於家塾”①。其間，曾一度回故鄉河內，又至洛陽尋弟。庚戌（1250），舉家從大名遷回鄉，中途聞河內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蘇門，與姚樞鄰居，共同切磋講習。不久姚樞應忽必烈徵召北上，衡獨居蘇門。

1254年，忽必烈於份地京兆立宣撫司，勸農興教，遣使征衡為京兆教授。衡應聘赴職，來學者甚多，其所著《小學大義》即此時教授學徒的講義。次年，由宣撫使廉希憲保奏，令旨命衡為京兆提學，再三推辭不受，獲准，返回家鄉（據《考歲略》）。



上《時務五事》疏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衡應召至開平朝見，遂留居燕京。二年，奉召再至開平。時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統秉政，竇默上書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統學術不正，必將誤國，不宜久居相位②；忽必烈問誰可為相，默薦許衡，忽必烈不悅而罷。文統疑許衡唱和竇默之說，乃奏授默為太子太傅，姚樞為太子太師，衡為太子太保，意在將他們擱置於虛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參議中樞政務。衡以此事不僅不合義理（時太子尚未立），且在當時朝廷也不可能實行太子尊師的古制，說服竇默相與力辭不受，於是改授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樞為大司農，衡為國子祭酒。當時尚未置國子學，祭酒也是虛職，衡受命後不久，即稱病辭去，遂改命為懷孟路教官，許還鄉執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觀。時王文統已敗，姚樞、竇默均已起用，獨衡未有新任命。他不登權貴之門，僅與姚、竇交往。至元元年（1264）初，複還懷州。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時已改中都），命入中書省議事，但未授官職，衡稱病推辭。丞相安童素聞其名，訪之於寓所，甚加敬重。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見，面諭他入省議事，輔導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轉奏，其“名分”（官職）俟朝廷斟酌授予。四月，又召至上都詢問政事，衡遂奏上《時務五事》疏，一曰“立國規模”，論當行漢法方能長久統治；二曰“中書大要”，論用人、立法之方；三曰“為君難”，分別陳述了“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事；四曰“農桑學校”，論須優撫農民，勸課農桑，自京師至州縣皆立學校，使倉廩充實，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倫；五曰“慎微”，論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讓，在上者則要慎喜怒，守信用①。這篇奏疏引古證今，指摘時弊，提出對策，論析比較透徹，是許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論。他的許多奏稿都自己毀棄，獨保存此篇。但面見後，忽必烈仍未授以具體職務，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獲准回鄉養病。

四年九月，複授衡為國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備顧問。六年，奉旨與劉秉忠、張文謙、王恂等同議朝儀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損益，奏上。七年正月，擢為中書左丞。他提出三條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勳舊，不足以服眾；二是無德才，不能當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聖謨神算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前二條都是虛文，只有第三條說出了他的真實思想。當時忽必烈急於增加財政收入，講求功利，對許衡大講義理王道，謂當期事功於三十年之後的議論不感興趣，以致在聽取他的長篇奏疏時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國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書省，委任阿合馬總掌財政、民政，中書省權力已大為削弱。這都使許衡感到難以實行其政見。但他的辭職未獲准許。五月，他彈劾阿合馬專權、害民數事；又言阿合馬所委尚書六部官多用人不當。阿合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財三權，為此在忽必烈面前與阿合馬激烈辯論。在當時諸相臣中，許衡確是尤為“切直敢言，不以榮貴為心者”，然而他的建議卻都未被採納施行，由是憂惶日深，病亦增劇，遂力辭左丞職①。



掌教國子學



至元八年三月，改授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選蒙古貴族子弟數人命衡教授，衡薦召門生王梓等12人為伴讀；至此正式設立了國子學（以南城舊樞密院為學址），增置司業、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隨朝蒙、漢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衡親執教事，以所召門生分任各齋齋長。開學以來，他將家事盡付其子師可，專意教學，賓客來學中訪問者一概謝絕。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學》一書，講書章數不務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證設譬，淺顯明瞭，必使通曉而後已，並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課餘則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朝儀、典禮，小學生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禮節，或投壺習射。為使蒙古生學習算術，取唐堯至宋歷代世次年數編為《編年歌括》，命諸生記誦加減之①。這套教學內容和方法很適合初習漢文和儒學的蒙古學生，對改變他們的蒙古舊習，使其瞭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國方法，以培養統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諸生中後來成為宰輔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長官者又數十人，儘管他們的進身多由家世根腳，並非因為有國子學學歷，但他們都喜歡炫耀曾在國子學受過許衡教導的經歷。

至元十年二月，元軍取襄陽，忽必烈意欲乘勝大舉攻宋，命諸臣議，諸臣多紛紛獻攻取之策，許衡則主張“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②。表示不贊成用兵，應用和平手段使南宋歸降，並以為用兵未必能操勝券。他的意見在朝臣中是絕對少數（連他的密友姚樞也贊成用兵南宋），未被採納。這時，當國權臣屢詆毀漢法，國學生員的膳食津貼常被斷絕，一些學生離學而去，使許衡傾心竭力從事的辦學事業也難以繼續。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議事時，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為理由請求還鄉。忽必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王磐認為國學事關國家大體，“宜勿聽其去”，而姚樞、竇默則主張根據許衡的處世原則，不應勉強挽留，且歸葬先人也是孝道，應予允准。姚、竇與衡為密友，竟贊成他去職，可見他當時在朝中的處境確實不佳。獲准回到懷州後，他謝絕交往，過著隱居生活。



仕途進退與學術成就



十三年，元滅宋，南北統一，忽必烈命太子贊善王恂主持改定新曆，以取代不準確的金大明曆，集南北日官共同從事。王恂等奏言：“今之曆家徒知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詔召衡至京，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王恂與實際負責制曆工作的都水少監郭守敬（後改同知太史院事）一致主張應實測天體運行變化以為制曆之本，參考歷代曆法，參別同異。遂製成儀錶，分遣日官赴各地測候。十七年，新曆成，奏上，賜名《授時曆》。衡與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時歷經》。其年八月，因病獲准還鄉，皇太子真金奏請授衡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就便奉養。十八年三月，病卒於家，享年七十三歲。臨終囑其子慎勿請諡，不可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許衡在當時儒士中聲望極高，而且胸懷治國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聞其名，屢次徵召，待遇不薄。然而他在政治上卻並不得志。雖然官至宰輔大臣（正二品中書左丞），但只當了一年多，因為阿合馬當權而難以有所作為；他的許多奏議，均“未聞以次施行者”①，終於不得不辭去政務。從儒家用世的立場出發，每次詔使來召，他都欣然應命，結果卻都失望而還，如此反復五進五退。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一套治國理論與忽必烈“未盡吻合”，被視為“迂遠”不切實用，對他知之未盡，信之未至，只是因他聲名甚著才一再徵召，不過備顧問而已。儘管如此，他在促進忽必烈採用漢法和建立中原傳統的儀文制度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國子學教育，對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漢文化和培養瞭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統治人才，有很大貢獻。

許衡最重要的業績是傳承程朱理學於中國北方，經他極力闡揚，開始扭轉了北方的學術風氣，從而為確立理學在全國學術上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礎。

宋室南渡後，伊洛之學的重心也轉移到江南，經朱熹集其大成，確立了理學（道學）的巨集博規模和完整體系，成為理論上相當周密並能適應時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強生命力）的新學說。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餘緒雖存卻不成氣候，一般學者為科舉所左右，唯知蹈襲章句注疏之學，或究心於辭章聲律，偶有朱子之書傳至北方，但學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學在北方知識界浸潤頗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學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擊和抵制之。迨趙複傳程朱理學於北方，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時從學者頗多，以為孔孟道統由此從南方又回到北方。但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在相當一段時期中未能普及。真正使程朱理學在北方得以推廣並最終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者，當首推許衡。許衡生長于金未亂離之世，只是從鄉鄙下第老儒學些識字句讀，後來又自學了一些先儒傳注之書，並無師授，故章句積習不深。及得讀朱子諸書，心領神會，大為折服，“冰釋理順，美如芻豢”，自謂“終夜以思，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從此他盡棄舊習，專注于程朱理學，以“倡鳴斯道為己任”①。就其理學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別是朱子之說，加以通俗化的闡釋。在寫給其子師可的信中他說：“《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于此有成，他書雖不治無憾也。”②他教授學生，一以朱子為主，或問以他說，則訓之曰：“用功專主一家，則心不亂。”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說就用到對待朱學的態度上。如果說他的理論有什麼特色的話，應該就在於他特別注重朱子有關倫理綱常的論述，反復闡明正心誠意的重要性，並強調身體力行的“踐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鹽米細事，都可以而且應該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為不足為，要求從內心到儀容、從日常行事到治國平天下，都應合乎“道”。他把“天理”（或“天道”）這一最高哲學範疇歸結為“仁義五常”，謂“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語錄》下）。這本來也是理學家的常談，不過在許衡尤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歐陽玄撰《神道碑》頌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于信己，是以終無枉尺直尋之意。”這是對許衡一生事業、為人的較全面概括。他被推崇為朱子之後、在元朝特殊歷史條件下承續道統的第一功臣。元人虞集說：“使國人（蒙古人——引者）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許衡——引者）之功德大矣。”①是恰當的評價。後來元仁宗恢復科舉，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經術考試均從《四書》出題，並專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學成為元朝的官方學術，主要是許衡極力闡揚的結果。

大德元年（1297），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皇慶二年（1313），詔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其著述存者有《讀易私言》、《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大學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詩文和門人所編《語錄》等，均收在《魯齋遺書》中。

子四人：師可，曆官河南按察副使，衛輝、襄陽、懷孟路總管；師遜，未仕；師孚，早卒；師敬，由禦史曆官吏部尚書、中書參政、國子祭酒、中書左丞、翰林承旨、禦史中丞，奉旨編帝訓，泰定二年（1325）書成，詔譯為蒙文，更名《皇圖大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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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魯齋遺書》卷六。《考歲略》謂“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歲有《讀易私言》”。又雲“先生著述……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皆與此不合。
② 據歐陽玄撰《許衡神道碑》，（《齋圭集》卷九），竇默之言實出於許衡。
① 《時務五事》疏第五條後多刪削，《魯齋遺書》所收者較《元文類》卷十三多出六則，然文亦不全。
① 王惲：《論左丞許公退位事狀》，《秋澗集》卷八六。
① 《國學事績》《魯齋遺書》卷十三；虞集：《送李擴序》，《道園類稿》卷二○。
② 歐陽玄：《許衡神道碑》，《圭齋集》卷九。按《考歲略》雲：“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① 王惲：《論左丞許公辭位事狀》。
① 《考歲略》；姚燧《送姚嗣輝序》。
② 《與子師可書》，《魯齋遺書》卷九。
③ 《考歲略》。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