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越秀區高第街內，有一塊地方，它前臨高第街，後至玉帶濠，乃許氏家族的聚居地，名為“許地”，這裡就是許卓、許錫纘故居所在。
許卓(1905∼1934)，又名許崇乾、許倬，世居廣州高第街許地。自幼喪父，初中畢業後由族兄許崇智送到日本士官學校就讀，畢業後返國投身革命。 192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到法國勤工儉學，結識了周恩來。 1926年返國，經周恩來介紹，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任排長，參加北伐。 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帶領一支80人的工人赤衛隊負責奪取觀音山（越秀山）的軍械庫。他們打進軍械庫附近一個兵營繳獲一批槍彈後，在沖向軍械庫時，遇到密集火力的攔擊和國民黨增援部隊的側擊，撤出時只剩下10餘人。許卓與這10多名戰友乘商船到香港，在船上與同伴共勉：“風雨同舟鬧革命，壯志未酬不回頭。”許母得知他流落香港，派人捎信帶錢給他，要他回家。他修書兩行：“母親大人：孩兒決心獻身報國，家務諸事拜託義姐料理。”1929年6月，許卓潛回廣州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到廣西俞作柏、李明瑞的桂軍中任教導隊政治教官，10月，俞、李反蔣失敗，許卓跟鄧小平、張雲逸率部在百色舉行起義，任紅七軍教導隊隊長。右江蘇維埃政府成立不到一周，百色城內的反動勢力勾結韋武股匪，收集2000餘人，趁紅七軍外出作戰，襲擊百色城，許卓率教導大隊300餘人，以猛烈炮火打退反動勢力的多次進攻，保衛了新生的紅色政權。 1930年，紅七軍在河池整編，許卓被選為紅七軍前委委員。由於中央派來的代表推行“左”傾路線，強令紅七軍攻打柳州、桂林，使紅七軍連遭挫折。後來紅七軍領導迅速停止攻打大城市計劃，率部向江西中央紅軍靠攏，許卓調任五十五團政委。 1931年，紅七軍強渡樂昌河，許卓掩護鄧小平、李明瑞過河。紅七軍到達江西後，鄧小平往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許卓代理紅七軍政治委員。 4月，在永新縣與張雲逸的五十八團匯合。 7月，在興國縣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自此，紅七軍成為中央紅軍的組成部分。
1931年10月，因肅反擴大化，許卓被免職審查。許卓忍辱負重，堅信真理，撰寫了《為中華蘇維埃而戰鬥》等文章。 1932年3月被解除審查，6月任紅五軍團第十五軍參謀長。 1933年調任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後任作戰局局長，協助周恩來和劉伯承勝利組織第四次反“圍剿”的作戰。 1934年3月，許奉命帶領檢查組到福建武平第三軍分區檢查第五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 4月到前沿陣地視察時，遭國民黨軍隊和地主武裝伏擊，在戰鬥中壯烈犧牲。
許錫纘（1913∼1999），是辛亥革命元老許崇灝的長子。他出生於南京，當時其父任南京臨時衛戍司令。孫中山領導革命黨進行討袁“二次革命”時，黃興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許崇灝任參謀長。討袁失敗，黃興星夜離開南京，許崇灝也逃亡上海，尚未滿月的許錫纘由母親帶著隨同前往。 1918年，許崇灝隨孫中山到廣州，任粵贛湘邊防督辦參謀長兼粵漢鐵路督辦，後又任粵漢鐵路總理兼護路司令。在穗期間，許錫纘隨父母住在高第街許地。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炮轟孫中山的住所。許錫纘隨父母星夜出走到香港。後來，許錫纘到上海讀書，先後就讀於聖約翰大學附中、交通大學。
許錫纘是位熱血青年，目睹民國政府的腐敗，立下決心跟共產黨走革命之路。 1935年“一二九”運動前夕，他在上海交通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民族武裝自衛會”，參與了抗日宣傳的組織工作。 1936年，他在交通大學畢業。接著，被送到南昌航空機械學校高級機械班深造，後留校任教官。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隨國民政府空軍撤退到四川成都。 1938年10月，許錫纘在成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以空軍軍官的公開身份進行地下革命活動。 1943年10月，國民政府派遣40名空軍技術人員赴美國學習，他是入選者之一。中共成都地下組織負責人專程為此到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請示，獲得明確指示：“同意許錫纘出國學習，將來建國需要自己的人才。出國後保留黨籍，回來後找黨。”於是，許錫纘在這一年到了美國。
1945年12月，許錫纘從美國學成回到重慶，卻因聯繫人已赴延安而找不到黨。以後，他隨空軍回到南京，通過父親的故交，被安排到國防部第六廳任科長。第六廳是掌管軍事技術研究與發展的機要部門，許錫纘可以接觸到一些軍事機密，因此更急於找到黨以聽取必要的指示。可惜幾經努力，仍未接上頭。直到1947年秋天，解放區才派人通過他的老朋友朱傳鈞與他接上了頭。從此，許錫纘便通過朱傳鈞把國民政府國防部組織情況、武器研究項目等情報，提供給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情報部門。在此期間，許還把國民黨的軍用密碼、美式先進武器的資料弄到手。
1948年4月，他藉口隨父回廣州，請假一個月，與妹妹許錦漪（化名李敏）一起到皖北尋找解放軍，幾經艱辛後，終於在阜陽縣城附近找到中原軍區第六軍分區司令部，要求到延安去。軍分區領導人指示他，打進敵人的國防部是個重要的崗位，不應放棄。同時派人帶路，送他返回南京。路上，他曾遭憲兵盤查，但因他帶著國防部科長的身份證明，得以順利通過。 5月下旬，中原軍區派人與他聯繫上，從此，他同時向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通過朱傳鈞轉送）送出情報。 1948年底，他通過在國防部兵工署任職的表兄、中共地下黨員劉雅清恢復了組織關係，定了一個黨內名字“朱金城”。黨組織向許錫纘佈置了迎接解放的任務，他緊張地工作著，提供了國民黨在南京、上海的一些軍工廠、空軍倉庫的情況及高級科技人員情況。他還駕著吉普車載劉雅清實地觀察一些軍工廠設施，為解放時接管作準備。解放大軍渡長江前夕，他又提供了長江沿岸防務的情報和“第三廳電動密碼機全字圖紙”、“長江水文圖”，以及有關軍事應變計劃等情報。
除了收集情報，他又根據黨的指示，對國民黨空軍人員進行策反，使一些空軍技術人員留在南京迎接解放。在他的努力下，空軍配件廠全套設備得以保存。此後，他趕到上海安排家室。上海解放後，南京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決定許錫纘留在解放區工作。 6月初，他回到解放後的南京，向黨組織匯報了情況，接著赴上海到華東空軍司令部報到。此後，他全力投入新中國的航空建設事業，先後在上海、瀋陽的飛機修理廠、發動機廠擔任領導職務，後又歷任北京航空學院研究部主任、航空工藝研究所副所長、航空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航空測試廠總工程師兼廠長、航空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副總經理等職。 1983年離休，1999年3月8日逝世於北京。
據說廣州許氏家族的祖先為炎帝之後裔，至漢代，分南、北兩支：南支入福建，
後遷至廣東潮州，南宋末避戰亂而遷至澄海縣溝南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間，許永名（即穎園）到廣州經營小生意，居於高第街，從此在這裡開枝散葉。
第三代孫許祥光於道光十二年（1832）中進士，歷任廣西按察使、布政使。隨著家業興旺，他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率族人在廣州高第街修祠堂，建大宅，冠名“拜庭許大夫家廟”，後來逐年擴充而形成“許地”。家祠坐北向南，原總面積達900多井，包括家廟、戲台、藏書室、集選樓、七十二晉磚吟館，兩個會客廳，兩口金魚塘，還有花園、假山等，住有22宅（房）子孫。全屋五進深，三十六邊闊，古色古香，庭園深邃，雅緻非常。正門上方有“拜庭許大夫家廟”幾個大字，兩邊書有“裔傳太岳，宗啟禺山”對聯，門前兩側蹲著一對石獅，整個結構威嚴雄偉，宗祠居於其中。從此，許氏子孫在此聚居而成廣州一大家族，當時高第街為番禺縣屬，“宗啟禺山”就是此意。所以清代名人龔自珍在著述中稱之為“番禺許君”。
許氏族人之中，有不少“有誌之士，奮發有為，努力報國，保持家聲”者。許氏子孫中不斷湧現出一代又一代的俊才，這在廣州歷史上以至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除了上述的許卓和許錫纘外，在近、現兩代的歷史中，許祥光就是奮起組織領導民眾抗擊英軍以鴉片戰爭而入侵的反帝志士。在“戊戌變法”中許應鏘上書光緒帝，力主維新，受到翁同龢的讚賞。民主革命時期，許氏家族第六代崇字輩的子弟有多人投奔孫中山的革命黨，參加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革命，最著名者有許崇智和許崇灝。民國以來，許崇清一直以教育為終生事業，促進教育改革，桃李盈門；許廣平為“女中豪傑”，衝破封建包辦婚姻的枷鎖，掙脫樊籬，參加“五四”運動，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最終成為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主將魯迅的伴侶和助手。新中國成立後，許錫振則致力於地面工程建造，曾任航空工業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副院長等，主持了中國第一批機載設備廠以及第一個航空電機高空試驗室、航空機輪慣性試驗室的設計工作，還領導了地空導彈總體研究所、大型飛行模擬器實驗室以及一批航空和導彈工廠的設計。他們都是許氏家族中的佼佼者。
許地原來保存了大量的民居建築和祠堂建築，規模也較大，佈局整齊。但由於改建和拆建，許地變得地形複雜，巷道縱橫，民居參差。而家廟位於許地41號後座，現在則是一座兩進的祠堂，金字架封風火山牆，灰碌筒瓦，正脊飾有灰塑博古紋。頭門兩次間有墊台，蝦弓樑上有石雕獅子。天井兩側有廊。墀頭上尚存磚雕，依稀可見繁花人物圖案。門口兩邊的“裔傳太岳，宗啟禺山”對聯和門前兩側蹲著的一對石獅已不存在。家祠的用途也改變了，現為越秀區離退休教工的活動中心。 2002年7月公佈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