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景澄：字竹筠，浙江嘉興人。清朝同治時進士，授編修。光緒年間出使日、俄、法、德、義、奧等國，庚子時官至吏部侍郎。後因詆斥義和團，觸怒慈禧太后，被殺，後得昭雪，追諡文肅。著有《外國師船圖表》等書。

許景澄(1845 1900) 字竹　，一作竹筠。浙江嘉興人。少年時從同里趙銘學習詞章，工駢文，尤重研習經世之學。清同治七年(1868)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元年(1875)後任四川、順天等鄉試考官。六年，曾奉詔出使日本，未成行。中法戰爭起，上書言事，得朝廷採納。十年任出使法、德、意、荷、奧五國大臣。次年,又兼任駐比利時公使。出使期間，主持勘驗接收“定遠”等艦，並曾在德國等處親赴造船廠調查，撰成《外國師船表》，呈選朝廷，供建設海軍參考，建議清政府加強海防。十三年母逝丁憂回國。十六年又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遷升內閣學士。十八年，沙俄出兵惜佔帕米爾地區薩雷闊勒嶺以西2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雙方軍隊沿嶺對峙。許景澄被清政府派為談判代表，據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俄軍拒不撤退。二十四四月，許景澄代表清政府與沙俄議定，在邊界未劃定前雙方軍隊維持現狀。

許景澄深研西北邊疆史地，在此間著《帕米爾圖說》、《西北邊界地名考證》，為維護國家主權提供了歷史依據。此後擢工部侍郎。二十三年許景澄調任德國使臣時，沙俄建西伯利亞鐵道，圖謀經黑龍江至海參崴。清政府拒絕，沙俄又以允許中國投資500萬為名，改成商辦東清鐵路公司。清政府派許景澄處理此事，許力阻鐵道向南延伸。二十四年九月，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禮部左恃郎，改吏部，又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次年，義大利擬強佔浙江三門灣為租借地，許景澄抗言力爭，遂作罷。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許景澄力圖阻止義和閉駐京。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砲臺後，朝議和戰，許景澄與徐用儀，袁昶等反對對外宣戰，因此得罪慈禧太后等人，七月二十八日，以“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等罪名，與徐用義，袁昶同時被殺於北京。相傳許景澄被判時，猶以京師大學堂經費為念，取來存於俄國銀行的四十萬兩辦學經費銀子的存折，交給當局，囑咐防止外國人賴帳，然後就刑。

　　宣統元年(1909)追謚文肅，與袁昶、徐用儀並稱“三忠”，在杭州西湖建有三忠祠。著作有《許文肅公遺稿》12卷等。

一、慈禧“宣戰”報私仇
上個世紀末在民族危機深重之際，我國北方爆發了以下層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他們舉起“扶清滅洋”的旗幟，仇洋教，反侵略，給予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以沉重的打擊。
但是義和團又帶有很大的落後性和保守性，如講究迷信，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又不分青紅皁白地仇殺所有洋人及信洋教、主張學習外國的中國人。它落後的一面在運動後期為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頑固勢力所利用，作為他們盲目排外，發洩與外國私憤的工具，最終釀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帶著光緒逃亡西安，國家破碎的歷史悲劇。
這個時候發生了朝廷五位大臣不同意慈禧的做法，冒死抗爭而被處死的重大冤案，在當時轟動一時。這五位大臣是太常寺卿袁昶、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土聯元。五大臣中袁昶、許景澄、徐用儀是浙江人，而許景澄、徐用儀則是嘉禾人士。
為何慈禧這次一反常態，決定對外宣戰呢？這要從帝黨(光緒)與後黨(慈禧)之間的矛盾說起。早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光緒主戰，慈禧主和，在政治主張上針鋒相對。在以後的戊戌維新中，光緒帝主張變法，主持了百日維新，而慈禧反對變法併發動政變，軟禁光緒，殺了戊戌六君子，使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歸於失敗。從此以後，帝黨與後黨的鬥爭就演變為統治集團內部爭奪皇位的鬥爭。慈禧以光緒有病為由，蓄謀廢掉光緒皇帝。她先在1899年1月，立端親王載漪(慈禧姪婿)的兒子溥雋為大阿哥(皇太子)作為試探，不料遭到各國公使的
致反對，廢立一事就此作梗，使得慈禧、載漪等十分難堪。由此慈禧與洋人結下了私怨，對洋人耿耿於懷，總想尋找機會報復。
慈禧謀廢光緒之時，正值義和團在山東興起。義和團在山東遭到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殘酷鎮壓之後，於1900年春轉移到直隸(今河北省)及京津一帶。直接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在5月末、6月初，義和團已大批進入北京，而俄、英、美、法、日、意、德、奧八國以保護使館為名，結集軍隊，準備出兵鎮壓，形勢十分危急。
端王載漪、工部尚書剛毅等頑固官僚，除了私仇之外，並不關心國家的安全。在義和團進京後，他們感到利用義和團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們向慈禧渲染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功”，在慈禧的首肯下，宣布義和團為“義民”，有的還收編為“官團”。而載漪等也搖身 變而為統率義和團的“大頭目”。其子溥雋也以二師兄自居，常在頤和園裡與太監 起練拳。就連老佛爺慈禧也每日念上義和團的神咒七十遍，儼然義和團的虔誠信徒。在他們的扇動、慫恿和操縱下，“滿朝心醉，舉國皆狂，”不顧甲午戰敗後國勢衰弱的現實，毅然走上向各國“宣戰”的冒險道路。
二、袁、許、徐為保和局冒死進諫
袁昶，原籍浙江桐廬。1876年中進士，並授戶部主事，以後連續9年任總理衙門章京。戊戌變法期間又以三品京堂任總理衙門行走，授光祿寺卿，轉太常寺卿。他在理財、改革釐金、練兵、海防、外交等方面，提出過積極的對策。他的革新精神完全不同於守舊的官僚。
許景澄，原籍嘉興。21歲中進士，是清政府中熟悉洋務的少數外交官員之一。他先後出任法德意荷奧五國公使和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參與籌建北洋海軍，受命在德國購買船艦。在屢次對外交涉中，處處力爭，維護國家的權益。1898年以後，他又先後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並兼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教習。由於他對世界和國家的大勢有著清楚的認識。自然不會同意慈禧貿然向各國宣戰的主張的。
徐用儀，原籍浙江海鹽，咸豐年間舉人。在中日甲午戰爭前30餘年中，先後任軍機處章京、總理衙門大臣，是朝廷重臣。甲午戰爭時是重要的主和派官員，因而被光緒逐出軍機處和總理衙門。變法失敗後復出，任總理衙門大臣和兵部尚書。
在政治主張上，袁昶和許景澄比徐用儀進步，袁、許都曾贊助過維新變法，而徐用儀始終受到慈禧的器重，且在太后的庇護下官運亨通。這次僅以在和戰問題上與慈禧的意見相左，才遭殺身之禍的。
1900年6月，面對八國聯軍的入侵企圖，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對和戰問題爭論不休。光緒帝和許景澄、袁昶等人認為，與八國開戰，無異於以卵擊石，主張議和。以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工部尚書剛毅為代表的頑固大臣，盲目自大，把持朝政，專橫拔扈，竭力主張與列強開戰。而慈禧此時尚舉棋不定，心存狐疑。為此6月16日起五天內，慈禧連續主持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朝議和戰。
在第一次會議上，由於主戰派早有預謀，主戰者十有六七，佔了上風。尤其是端王載漪認為“義民可恃”，極力主戰。害怕慈禧、端王的高壓，模稜兩可或不置一詞者十有三四，惟有許景澄、袁昶二人痛陳利害，嚴厲駁斥主戰派之謬說。許景澄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戶部尚書立山也力陳“有師無餉，決難與西人開戰”。
相比前後袁昶連續兩次上疏，反對開戰。第一疏稱義和團能避槍砲，乃愚人自愚，大不可信。第二疏認為，《春秋》大義，不斬來使；圍攻使館、殺害公使，不合國際公法，絕不可採用激怒各國的做法。袁昶與許景澄至為摯友，袁昶上疏包含了許景澄的觀點。
這段時間形勢瞬息萬變。當日(16日)深夜，江蘇糧道羅嘉傑派其子叩榮祿門(榮祿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急呈密信。榮祿于次日晨將信面交太后。信中報告，傳聞英國將要大舉入侵，並提出四點要求，其中第四條是勒令皇太后歸政政于光(後來查明是載漪指使軍機章京連文衝偽造的)。這一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給慈禧欲謀報復的衝動火上澆油。
在17日的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慈禧出於對列強的忌恨，想強行宣戰。而 些聽到列強要太后歸政消息的王大臣，痛哭面奏，非開戰不可，會議籠罩於一片主戰的氣氛之中。但由於光緒和袁、許等主和官員的反對，慈禧亦想進 步探聽列強的虛實，把開戰一事暫且放下。
在20日的第四次御前會議上，慈禧因得到大沽口淪陷的消息，決定對外宣戰。她一到場就發話說：“現在洋人巳決計與我宣戰，明知眾寡不敵，但戰亦亡，不戰亦亡，同 滅亡，若不戰而亡，未免對不起列祖列宗。故無論如何，不得不為背城藉之一圖。今當宣告大眾，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面奏。”
載漪、載勳等頑固大臣，已得知太后開戰之決心，因此相當猖狂，攘臂抗聲，竭力主戰。而主和派也不甘示弱，聲洪而銳，與主戰派針鋒相對，陳述萬萬不可與洋人開戰的理由。有的說拳民(指義和團)不可靠，內閣學士聯元則說：如與各國宣戰，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至雞犬不留。慈禧聽後色變。載漪則大聲喝斥：“聯元，你說的是什麼話?!”光緒皇帝 面心急如焚，不知所措； 面又不敢申斥大臣。忽然間，光緒帝在人叢中
看見當時就任總理衙門的許景澄。平日，許景澄頗得光緒帝讚賞，於是光緒走下禦座，上前拉著許景澄的手說：“許景澄，你是出過洋的，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當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景澄含淚陳奏：“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過去辦過。至於殺使臣、燒使館，即使國際上，亦罕見此種成案，不得不格外審慎。”站在一旁的兵部尚書徐用儀、太常寺卿袁昶也贊同許景澄的意見。光緒帝深知不能戰，只是屈服於載漪、載勳，不敢喧洩己意，聽了許景澄這番陳述，更覺郁郁難忍，竟掩面而泣起來。許景澄、袁昶見此情景，一時激昂悲戚，與光緒相向共泣。載漪見勢不妙，大步至禦座前，直指許、袁兩人說：“請老佛爺看看，如此情形，成何體統？”隨即慈禧厲聲喝拿下，諸大臣愴然而退。
此後許景澄、袁昶、徐用儀均被殺戮，罪名是“勾通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這裡所說的“勾通洋人”是指許、袁、徐三人，此時均在總理衙門供事，與洋人頗有交接(與外人打交道本是他們的職責，而當時認為與洋人交往均有漢奸之嫌疑)。所謂“莠言亂政”是指他們曾上疏主和。至於“語多離間”更是無稽之談，是指袁、許二人與光緒相視共泣，懷疑其中必用何等密語刺激皇帝。與袁、許、徐同時被殺的，還有戶部尚書立山和內閣學土聯元。
五大臣是分兩次殺害的。7月27日許、袁被捕，次日午後3時分乘囚車赴菜市口就刑。當時許景澄戴紅頂藍翎帽，身穿紗袍，臨刑時他厲聲責問監斬官：“我何罪而至於此？”監斬官無法回答。他們是在連“罪狀”都不敢宣布下被處死的。袁昶則神色自若，劊子手欲摘去他的官帽，袁張目叱之道：“我還沒有諭革去官職，何故去官帽呢？”接著袁昶對許景澄長嘆道：“人生百年，終得 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輩究何以致死
耳？”
時值夏雨季節，地面泥濘不堪。袁昶被殺害前，已由其兒子買通行刑官，允許他在頭顱落地處鋪上一草蓆，避免肝腦塗地。而許景澄斬首時，頭顱既斷，宛轉於泥沙之中。弄得面目全非，難以辯認。
8月11日，吏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就刑。時值黃昏，觀者塞巷，人人驚駭。更慘的是，徐用儀是在家裡被捕的，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兒子，因此徐被殺時，家人尚不知，以至屍首無人收斂。加以半夜下雷雨，天氣炎熱，暑氣潮蒸，屍體旁蛆蟲滿地，惡臭燻人。改日才由其聶姓內姪收屍。京官路撾，見此慘狀皆揮淚而去。在徐被殺的第3天，北京即被八國聯軍攻陷，此時慈禧早已棄城西逃了。
庚子五大臣被害，是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政治淫威的大暴露。其實頑固派主戰，並不是真正與帝國主義列強決裂。他們是在義和團進京，八國聯軍出兵的統治危機面前， 面藉義和團打洋人報私仇，一面藉洋人之力剿滅義和團設下的政治陰謀。所不顧的是國家安危、山河破碎，最終為帝國主義列強勒索賠款，攫取中國主權提供口實。至於義和團的反帝仇洋與頑固派的主戰是有著本質區別的。
清政府是6月21日正式頒佈“向各國宣戰諭旨”的。諭旨稱：“大張撻伐”，與各國“一決雌雄”。然後就在宣戰後第四天(6月25日)早晨，載漪、載勳帶領義和團60餘人，以“搜拿教民”為名，闖入宮中，欲殺死光緒皇帝，發動政變。後來在慈禧制止下，才沒得逞。這完全暴露這批頑固官僚藉對外開戰排斥異己、陰謀篡位的真正用心。
清代有禮待朝廷大臣的傳統，大臣被誅死是極為罕見之事。忠諫大臣成批被戮，被當時人視為朝廷滅亡的先兆。五大臣所論和戰的是非得失，都是符合當日時實際情況的。而把持朝政的一小撮人，卻熱昏了頭腦，是非顛倒，殘害忠良，導致社稷傾覆。五大臣因說真話而被殺，留下的歷史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對於庚子五大臣，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曾作過這樣的評價：“儘管徐用儀、立山等其人無可取，殺之不足惜，終究不是應得之罪。至於于許景、袁昶頗能了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三十年來的近代史著作，對他們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之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近代史思辯錄》第40頁)
庚子後，慈禧迫於中外的巨大壓刀，很快為五大臣平反昭雪。1901年2月13日上諭明確宣布，為被害的五大臣“開復原官，以示昭雪”。與此同時，在列強的要求下，一大批頑固派高官也遭到了懲處。



日本侵略時嘉興圖書損失慘重

嘉興圖書館：抗戰前有藏書50000餘冊，抗戰勝利後，只剩下約20000餘冊。好的版本損失尤為慘重。
私家藏書：因為過去缺少統計，謹筆者所知寶澤堂董氏(屬藏書小戶)，累積七世的圖書9000餘卷，其中有近千卷的手寫本、校本稿和詩文稿；字畫數千幀主要是家傳的，有少部分是友人相贈；碑拓四千餘張，都是董氏歷代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安徽、江西、貴州、雲南等地教書時親自拓的或是學生家長贈送的，其中
大多為精品。陶器、瓷器、銅器、玉器等器皿家傳不多。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損失極為慘重。抗戰勝利時，藏書全部喪失，字畫、碑拓各剩下數百張，陶、瓷、銅、玉器、損失殆盡。
嘉興書香的大戶有錢氏、陸氏、陶氏，還有岳氏、陸費氏等。有待識者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