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逢乱世
宋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许翰为给事中，给事中是什么样的职务？因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故名。宋时给事中分六房之制，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1人，左、右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抄发章疏，稽察违误，其权颇重，又与御史、中书舍人审理天下冤滞，位五品上。
宋朝自英宗（1046-1067）始，这朝中党争不断，历史上称王安石变法一派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反对王安石新法一派为旧党。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神宗死后，哲宗继位，太皇太后听政，新党下台，旧党起复。重用司马光，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遂废新法，恢夏旧制，叫做“元佑更化”，后来太皇太后死了，哲宗亲政，新党又上台，旧党被视为奸党，纷纷遭到贬谪流放宋徽宗即位时，向太后权同听政。向太后是新法的反对者，她当权后，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打击。进而追复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官职，贬逐章惇、蔡京等几乎全部变法派出朝。不久，向太后还政给宋徽宗后病死，，宋徽宗起用王安石的学生蔡京入相。蔡京仍打着变法的旗子，他定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程颐、等120人为元祐奸党，由宋徽宗书写刻石，称党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后来，更增“元佑党人”为三百零九人，。其实，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这复杂的党争中，大臣们的处境是很难的，譬如许翰大哥状元许安世，文字为欧阳修、王诖（均为旧党）所推许。曾作《公生明赋》、《咏史诗》为世传诵。王安石极力拢络他，向朝廷推荐，安世因反对王安石的政见，不肯附会得官。司马光、吕献可、邵尧夫都很器重他。后官至都水员外郎，死于黄州，苏轼为其助丧。所以往往这一派得势，就意味着另一派就倒霉，外迁、丢官、抄家、流放、甚至杀头。在复杂的党派争斗，同僚的倾轧中尚能功成名就，全身而退，那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徽宗朝宣和末，许翰在任给事中时，敢于直言，“为书祗时相，谓百姓困弊，起为盗贼，天下有危亡之忧，愿罢云中之师，修边保境，与民休息。”时高丽入贡，使者所经过的地方，调民工开凿运河，化费甚巨，百姓苦不堪言，民间骚然。中书舍人孙傅认为：“索民力以妨农功，而于中国无丝毫之益。”宰相蔡京谓其所论同元佑党人苏轼，奏贬蕲州安置。傅被罢官。许翰以为傅论议虽偶然与苏轼相合，但没有其它用意，以孙傅中书舍人职务论事而处分过份了，翰谓孙傅不应当贬黜。当时宰相蔡京怒，许翰被降职。当了江州太平观提举的闲官。（宋徽宗崇道活动，设置了道官二十六等，使其与政府官吏同样领取俸禄，或作为大臣退保领俸禄的虚衔。）。
北宋时北方女真族日渐强大，女真族长期居住在东北，是满族的祖先。辽朝雄踞北方时，女真人本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生女真又是女真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公元十二世纪初，生女真在阿骨打(汉名昊)的领导下，反抗辽的统治，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早在一一一五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金国，新兴的女真族盛行奴隶制，有强烈的掠夺性。一一一八年，宋朝就派出使臣从山东登州航海前往辽东，与金国开始了外交上的往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宋朝于一一二0年与金国达成宣和海上之盟，约定两国共同进攻辽国。金太宗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八百多年前的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即公元一一二五年。一月，金军消灭了天祚帝的直属军队，抓获耶律延禧，辽亡。女真贵族最后吞灭了辽国，几年的往来，金国君臣对宋朝军事实力已经心中有数，金于是又立即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而富庶的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奴隶主贵族垂涎三尺。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高度发展的农业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女真奴隶主，使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恐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金军的主力是女真骑兵，擅长连续作战，拥有这支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的辽和西夏骑兵。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铁马金戈、碧血黄沙、狼烟四起、金兵铁骑残踏着中原大地，到处是血腥和死亡的战争场景，留给人间的只是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许翰晚年所处的乃是这样的一个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