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靖康元年和太学风潮
十二月底，钦宗（太子桓）即位，改明年（一一二六年）为靖康元年。升李纲为兵部侍郎，就任亲征行营使，负责开封的防御。抚州人欧阳澈三次上书，提改革政治和抵御金兵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宋钦宗曾下诏中外臣庶（百姓）直言得失，但并没有诚意。在李纲等主战派要求下，钦宗被迫下诏拒敌。徽宗退位出于被迫，钦宗继位实属侥幸。做了10年太子、时年26岁的赵桓总算继位，史称钦宗。钦宗时刻提防徽宗复辟，虽然他外战外行，抗御金军束手无策，可是内战内行，对付父亲颇有办法，幷且依靠其业已到手的皇权，终于战胜其父亲。“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徽宗遂处于无权状态。其实在钦宗当太子时，颇不讨徽宗喜欢，而徽宗偏爱三子赵楷，故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使赵桓自幼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久而久之，养成了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遇事优柔寡断，诏令朝令夕改，不堪大任，懦弱无能。面对复杂、险恶多变的局势，毫无措置能力。他的全部作为，就是来回摇摆于轻率的冒险主义和卑怯的投降主义之间，并且以后者为主。
一一二六年宋钦宗靖康元年，复以给事中召许翰入朝。时金人攻京师刚退，翰入朝，即日赐对，拜受翰林学士，不久改任御史中丞，擢升中大夫。正月，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听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决定连夜向南逃窜。徽宗仅带蔡攸及内侍数人，以“烧香”为名，匆匆逃出东京，跑到亳州，又从亳州逃到镇江去避祸。童贯和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率领胜捷军和禁卫，在泗州境追上徽宗。蔡京也以“扈从”为名带领家人逃到拱州襄邑。长期以来作恶多端的徽宗、蔡京、童贯集团，一旦溃逃，长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一起迸发了。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不去，国难未已，御敌无望。”其时陈东已是太学里卓有声望者，以大义鼓动部分太学生去皇宫请愿，上书钦宗，吁请诛灭“六贼”。大意谓：今外患日甚，国无宁日，民生不安，咸因六贼扰乱纲常，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等阴谋于后，使国敝兵弱民穷，致金军趁虚侵袭，开边衅。臣等恳请陛下当机立断，诛灭此异名同罪之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吴敏、御史中丞许翰等正直的大臣也都上奏，支持陈东之议。钦宗众志难违，下诏处死了童贯、李彦、朱勔、王黼；蔡京被放逐岭南，病死途中；梁师成贬为彰化节度使，缢死路上。高俅随宋徽宗南逃，不久返京病死。除灭民贼，使人心振奋，“六贼”除，普天同庆，其功首推陈东。陈东由是扬名四方。此时，濒于灭亡的北宋，又显出了一线转机。钦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不得不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日立即下诏亲征，命门下侍郎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许便宜从事，以显谟阁直学士、开封府尹聂昌，兵部侍郎李纲为行营使司参谋官。钦宗迫于形势，作此部署，但并不真想抗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投降派也还在朝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投降派和主战派的斗争展开了。四日，白、李等建议钦宗弃城逃跑，出奔襄、邓避敌。李纲得知，请求上殿面议，说“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问：“谁能将兵？”李纲说：“这是白时中、李邦彦的职责。”白时中厉声说：“李纲莫非能领兵出战吗？”李纲说：“倘使治军，愿以死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音卓zhu）为副，聂昌为随军转运使，领兵守城。李纲受命后，次日早晨入朝，忽见皇帝乘舆都已陈列，禁卫、六宫准备出发。原来钦宗夜间又改变主意，仍然准备逃跑。李纲厉声对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逃跑）？”将士齐声说：“愿以死守！”李纲入见钦宗，说“六军父母妻子都在城中，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如以快马急追，如何抵御？”钦宗听说，不敢再走。李纲传旨说：“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决策固守，各令勉励。将士们感激流涕，决心保卫东京。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金兵步步紧逼，京都告急。朝臣中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浪子宰相”李邦彦和张邦昌为首的主和派，主张割地求和，迁都以避敌锋锐；一派是以李纲及两河宣和使种师道为首的主战派，力主固守京师，反对迁都。京都百姓不甘受金兵蹂躏，纷纷请缨参战。陈东向朝廷慷慨陈词，奏请就在京都城下与金兵决一死战。金兵统帅完颜宗望探知城中已有准备，一面围攻，一面加紧诱降。李邦彦等主和派以金兵势大恐吓煽动钦宗议和，抗金意志本就不坚的钦宗动摇了，派使出城和谈。完颜宗望狮子大开口，要宋朝割让中原、中山、河间三镇，纳金５００万两、银５０００万两、绢百万匹、牛马各万头。钦宗因金军要价太高，左右为难。完颜宗望为逼使钦宗屈服，连日猛攻通天、景阳诸门，然均被李纲击败。李邦彦、张邦昌等宰臣，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力争，说：“金币太多，虽竭尽天下之财还不足，何况都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去如何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他建议，拖延时日，等待大兵四集，然后再议。宰臣等不许。钦宗弟康王赵构在京师，请求使金，对钦宗说：“敌人必定要亲王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钦宗派康王构为军前计议使，宰相张邦昌为副，出使金营。这时，各地勤王兵，陆续来援东京。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得到勤王诏，立即率领泾原、秦凤兵启程，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随行。种师道兵至洛阳，有人告诉他金兵已到东京城下，劝他暂驻汜水。种师道说：“都城人知道我军来，士气自振，何必忧敌！”种师道沿途揭榜，自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直进东京。其他各处勤王兵，每天也都有几万人到达。种师道和各地到来的援兵，实际有二十余万，金兵不过六万。宗望见宋军日众，将军营北撤，不敢轻动。钦宗召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商议军事。李纲主张，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等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是必胜之计。种师道也主张：“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迁延半月，等敌军粮尽北还，在过河时追击，可以得胜。议定在二月初六日出击。但二月初一，姚平仲建议夜间去劫金营，生擒宗望，迎回康王。姚议得到钦宗的支持。钦宗希望徼幸取胜，半夜命李纲出兵应援。但姚军未出，消息已经泄露，《靖康前录》记载，劫营计划在几天前即已传遍京师。金营早有准备，姚平仲，率万骑夜袭金营，中了金兵埋伏，大败而逃，不知所终。（一说姚平仲突围远遁后销声匿迹，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人留下了他在四川出现的记载，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天明，李纲指挥将士，击退金兵。姚平仲劫营，完颜宗望责问宋朝的人质。康王构不答，张邦昌吓得涕泣。金军又派使臣到宋朝责问，并提出改换人质。宰相李邦彦回答说：“这都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本意。”钦宗、李邦彦赶忙又派使臣去金营解释劫营非朝廷意，送上三镇地图求和，并即日罢免李纲和种师道，来向金军谢罪。李纲被罢的消息一传出来，汴梁全城骚动，太学里的学生更是义愤填膺，二月五日，陈东决意再次发动太学生伏阙上书，他对同学们说：“国将不国，安能埋头于经史？为保京师，只有集群策之力，伏阙请愿，痛切陈词，奏请皇上罢免李邦彦，复李纲、种师道职。”太学生攘臂响应，公推陈东草拟请愿书。陈东直任不辞，濡墨挥毫，须臾即成数百言。数百名太学生的队伍，出现在通往王宫的通衢大道上，秩序井然。陈东神态严肃，手捧请愿书走在最前面。宣德门内外，甲士林立，刀出鞘，箭上弦，如临大敌。陈东早已将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率众面向朝堂跪下，展开请愿书，朗声开读：“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随即陈东话锋一转，直言指责钦宗：“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今又闻罢李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接着，他陈说了“去邪犹未能勿疑”的祸害：“窃闻李邦彦等尽劝陛下他幸，京城骚动，若非李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舆播迁，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若听其言，执意割地，实朝廷无三关四镇，陛下若听其言，斥李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陈东最后大声疾呼：“一进一退，在李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李纲归职，以安中外之心。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人，必皆曰李纲可用，李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钦宗看过陈东上书后，只是着人出宫慰问安抚劝归。陈东回答说：“时不待人，我等须听陛下圣断而后回。”陈东伏阙上书的消息飞传京都，各式人等奔走相告，成群结队赶来宣德门声援太学生，不集而集者达数万人之多！钦宗暗暗吃惊，又一连数次派人劝谕散去，知枢密院事吴敏也奉命劝导。太学生长跪不起，绝不离去。陈东向吴敏复述了上书内容，说到痛切之处，情不自禁涕泪交流，泣不成声。这时，恰李邦彦议事完毕出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陈东一跃而起，拦住其去路，手指口斥，历数其罪。太学生们也纷纷谩骂，更有的挽袖抡拳，欲殴打国贼。李邦彦吓得魂飞魄散，以袍袖护头，向宫中逃去，慌乱中乌纱帽滚落，连靴子也掉了一只。宋钦宗听说李邦彦被追打，又闻外边喧呼阵阵，不禁为之变色，使宦官传旨：“准陈东等所请。”听了传旨，有些太学生准备散去，陈东制止说：“安知非伪耶？须见李右丞、种老将军复职受命乃归。”钦宗本是缓兵之计，见太学生聚集不去，要知枢密院事吴敏传旨给陈东：“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俟金兵退后，再行复职。”此言一出，全场大哗。呐喊声中，太学生冲进鼓堂，擂击皇帝用作听取臣民谏议的登闻鼓，至鼓皮洞穿。开封府尹王时雍赶来弹压，厉声呵斥：“你等目无纲常，胁逼天子，是为犯上作乱！”陈东理直气壮反驳道：“我等以忠义感动天子，只有尔等蠹国害民贼欺蒙圣上，使国将不国！”王时雍待要发作，太学生冲上去欲殴之，这个色厉内荏的府尹大人见势不妙，在亲兵护卫下仓皇逃之夭夭。负保卫王宫之责的殿帅王宗见状，担心发生变故，忙奏请钦宗即复李纲官职。钦宗踌躇再三，终于允诺，遣枢密院事耿南仲传谕陈东等：“皇上已降旨，宣李纲入朝，官复原职。”内侍朱拱之传李纲回来入宫时，怪太学生与市民阻挡了道路，口出恶言辱骂，被众人当场拖下马鞍，拳脚交加，使其一命归阴，跟随他的十余个太监也被击毙。不一会儿，李纲至，太学生欢声雷动，让开一条大道。他们又大呼要见种师道复职。钦宗只得降旨召种师道入宫，当种师道乘轿子到达时，太学生围上前去，掀开轿帘：“果是种老将军也！”陈东见目的已达到，便率太学生归回校舍。李纲、种师道复职后，果然不负众望，带领军民浴血奋战。金兵屡攻不下，只得退去，京师得保。但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认为是对皇权的蔑视。他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後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但“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由陈东引发的数万民众伏阙上书事件，清楚表明庙堂上谁人可堪大任，谁人祸国殃民。只可惜太学生与百姓这种下意识的爱国行为，对于主要声援对象李纲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只能说，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身为臣子如果太得民心与人望，同样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而且还是罪无可赦的大罪、重罪！“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怕最愚蠢的皇帝这一点也是懂的。也许是宋朝太祖赵匡赢从自已“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出的，传给子孙的家训就是严防大将兵权太重，特别是“得民心”的大将，以免重涛复辙。好在李纲不是统兵一方的武将，只是一介文臣，所以他是格外幸运的！不然“风波冤案”早就提前十几年发生在李纲身上了。当然，当时大敌当前，金兵压境的形势，钦宗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暂时隐而不发，还美其名曰“应顺民意，”一旦局势稍有转好，就要拿李纲开刀了。当时给了李纲空名官告（空白官吏任命书，宰相可以先任命后报吏部）三千馀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因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纲奏：“顷得旨给空名告敕，以便宜从事。二人有劳当补官，故具奏闻，乃遵上旨，非专权也。”实际上是已经看你不顺眼了，此只是借题发作而己，目的是使群臣明白：他李纲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眼里早已经不是尚书右丞了，使李纲失去威信，有职无权。正如后来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李纲复职，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即日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士奋跃。二月初十，金完颜宗望因无力攻破开封，在宋廷答应割让河北三镇之后，见宋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宋朝军民齐心合力，终于挫败了投降派弃城逃跑的图谋，宋朝首都东京保全了。开封守卫战在李纲组织下获得了胜利。
许翰在担任御史中丞期间，有史记载二事，一是一些官吏利用河防大肆搜刮民财，勾结奸商，破坏堤防，高价倒卖河防物料等恶行，更是屡见不鲜。钦宗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御史中丞许翰弹劾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桩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富商大贾，争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赏。每兴一役，乾没无数”［注：《宋史·河渠志》卷九三］，由此可见当时河官腐败之一斑。二是替胡安国说话一事，胡安国似乎和许翰并无交情，有的只是文人惺惺相惜，爱惜保护人才罢了，可见许翰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宋史》有记：钦宗即位，召（胡安国）赴京师，入对。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蔡京一党）。南仲闻其言而恶之，力谮于帝，帝不答。臣僚登对，钦宗即问（许翰）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鲜（少有）。”中丞许翰这样回答宋钦宗。许翰一语切中要害，胡非蔡京一党，而钦宗在太子时恰恰深受蔡京等所害。
胡安国是谁，怎值得深宫皇帝如此挂心？胡安国有多大能耐，怎值得朝庭大臣如此推崇？这就是后来成为南宋著名学者、理学家，就是那写作《春秋传》的武夷先生。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武夷山上梅人。少年从师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颖川蕲裁之钻研程氏理学，北宋绍圣四年进士及第，试度定第一，但在策问中没有诋毁元佑党人的语句，遂改以何昌言列居榜首。哲宗复试，亲擢第三，初为太学博士，足不及权门。蔡京恶其异己。任常州府判官，辞不赴任，后任荆南教授，不久提举学宫。在任内推荐寒士王绘、邓璋。蔡京以王、邓为范纯仁（旧党）党人，诬陷胡安国是“推举贤能不善”，遂被罢官。刚出道就落了职。直到后来南宋绍兴元年，胡安国应诏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当时有右司谏陈公辅奏请朝廷查禁二程学说。胡安国上疏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可学而至；今学者师孔孟而禁程，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还献上《时政论》，擘划军国大计，建议高宗“当立于恢复中原”、“必志于扫平仇敌”。绍兴五年，朝廷诏令胡安国篡修《春秋传》。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书成，高宗称之为“深得圣人之旨”，擢升宝文阁直学士。同年四月十三日病逝，享年六十五岁，谥文定。